在博兴县各类文化资源中，龙华佛文化是博兴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，在全国佛教界、考古界、文物界都有较高知名度。龙华寺遗址保护与开发酝酿已久，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。但是，龙华寺遗址的保护与开发以前只是停留在保护的研究探讨中。今年初，博兴县委常委会（扩大）会正确分析了博兴县的形势，审 时度势作出决策：破解文化旅游难题、打造经济文化强县的突破点就选在龙华寺遗址保护与开发上。博兴县委副书记、县长殷梅英在今年的博兴县《政府报告》中，要求搞好龙华寺遗址开发，保护和传承好优秀文化。3月3日，博兴县委书记焦本强主持召开了龙华寺遗址保护与开发座谈会，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要求聘请高层次专家，充分论证龙华寺在佛教界的地位、开发的价值，并要求龙华寺遗址保护开发要与发展旅游业结合起来，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结合起来。随后，在全 县领导干部大会上，焦本强向全县发出号召，加快龙华寺遗址保护与开发步伐，在做好保护的基础上，重点做好开发这篇文章，让沉睡的龙华遗址重放光芒，再现昔日的龙华胜景。

      佛教的文化开发价值

      旅游价值。佛教物质文化景观如佛教寺庙、石窟、佛塔等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存，不仅内涵丰富，而且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和科研价值，现阶段已成为重要的观光旅游吸引物。佛教建筑景观与其周围的自然环境所构成独特的佛教氛围，如空山无人、云雾缭绕、泉咽松吟、信步独行、黄昏晚钟等，这些佛教 自然景观与佛教建筑景观构成了一幅中国山水画，让人油然而生禅意。这对于生活在喧嚣的大都市，面对激烈社会竞争，内心却无比寂寞的现代人来说，具有极大的吸引力。

    生态价值。首先佛教的缘起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各种条件和合而产生的，在宇宙中没有不变的实体，事物都是不断变化的，万物皆有佛性，一草一木都有其存在的价值；其次，佛教的生命观强调众生平等、慈悲为怀。要尊重生命，戒杀生，提倡素食，定期组织的放生活动。这种朴素的生命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 公平性原则对于保护全球生态平衡和维护物种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。

      和谐社会的价值。佛教作为一种中国化的宗教，在维护社会的稳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。佛教可以通过自身信仰所表现出来的特有凝聚力，将社会的不同个人、群体、社会势力等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各要素联系起来，并在共同信仰、共同价值、共同组织形式、共同礼仪规范的基础上实现一体化和充分发挥佛教 社会整合功能。在现代社会，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，佛教也发生了变化，如台湾星云大师弘扬的“人间佛教”，把佛教事业变成了一种文化、教育、慈善事业， 为佛教赢得了现实生命力。要积极发掘发挥佛教慈悲救世的慈善功能，佛教在慈善事业、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将会发挥其先天优势，帮助社会弱势群体，减轻社会负担，构建和谐社会。佛教的平等意识、奉献意识、宽容意识、行善意识等对维护社会张力，保持人际关系的稳定等都有重要意义。

      从博兴县城往东北走大约10公里，便到了博兴县经济开发区张官村，一进村头，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龙华寺遗址”的保护碑赫然入目，这 里便是著名的龙华寺遗址所在地。该遗址是2006年国务院确定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，也是继魏氏庄园、丁公遗址之后我市第三处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。

      文字史料里的龙华寺踪迹始建于北魏中、晚期。北魏——北齐时期，其时寺院香火极盛，大致布局为：东西长2公里，南北宽1.5公里，占地约300万平方米。朝向南，前后两院，内有大正殿、钟鼓楼等。

       在其后漫长的历史岁月里，龙华寺大致经历了三次大型重修：一是隋朝时期。隋统一全国后，佛教被尊为国教，隋文帝在位期间，曾重修龙华寺，建龙华塔，并设立龙华塔落成碑。二是唐朝时期。隋朝末年王薄起义时期，龙华寺成为民众反对佛教、起义军进攻的重点而遭到劫难。唐朝初年，善男信女再次重修龙 华寺，但寺院比原来已逊色不少。三是清朝时期。宋朝时期，金兵大举入侵中原，使龙华寺毁于战火。直到清光绪年间，经过重修，龙华寺又重现生机——建筑雄伟 壮丽、古朴大方，大门朝南，分前后两院，院内建有大正殿、东西厢房和钟鼓楼等。民国年间，寺院的正殿因年久失修而倒塌；1948年，龙华寺因连年不断的战 争和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，成为一堆废墟，仅剩遗址至今。

       这些时断时续的记载里尚不足以展现龙华寺千年的辉煌。到1923年在龙华寺遗址的龙华碑以及多次大批佛像的陆续出土，充分展示了龙华寺遗址在我国佛教研究、考古挖掘史上难以撼动的奇特地位。

       御造龙华碑显现龙华寺昔日胜景

       隋统一全国后，佛教被奉为国教，乃重修龙华寺，并于大业四年（608年）修建龙华塔，龙华碑就是建塔碑记。随着龙华寺兴衰沉败，龙华碑渐渐 淹没于地下。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《博兴县志》载：“龙华寺在城东北二十里崇德社。隋时敕建也，有半截碑，篆额曰‘奉为高祖文皇帝敬造龙华碑’”，说 明当时已是残碑。后又埋于地下，直至民国十二年复出。解放前夕曾充石料用于黄河防汛被截回置于原处，直到1952年才运到博兴县文化馆，后因馆址变更又为 草垛覆盖，未料因祸得福，使其免遭“十年浩劫”之难。1979年藏博兴县图书馆，后移博物馆。2002年5月开馆展出，引起了国内外考古、碑林、书法、美 学各方面诸多专家的高度重视。

      龙华碑，残高2.36米，宽1.06米，有碑文25行，行存50字，楷体字，尚有魏碑遗风。碑额题飞白篆书“奉为高祖文皇帝敬造龙华碑”。 “高祖文皇帝”是谥号，指的是隋文帝。我国古代谥法制度有两个要点：一是谥号要符合死者的为人，二是谥号在死后由别人评定并授予。君主的谥号由礼官确定，由即位皇帝宣布，大臣的谥号是朝廷赐予的。“高祖文皇帝”是隋文帝杨坚的谥号，因此可以断定该碑是隋炀帝时期的遗物。

       一段段出土文物的传奇故事背后，是龙华寺佛教造像的宝贵文物价值

       博兴县博物馆闻名海内外，闻名的原因，在于其馆藏着龙华寺遗址出土的大批铜、石、白陶三种质地的佛教造像。尤其是104件铜佛像，其时代自 北魏太和二年(公元478年)至隋仁寿三年(公元603年)，历北魏、东魏、北齐、隋四代，长达125年之久。这批铜佛像数量之多、年代之久、纪年序列之 清楚，在中国都是首次发现，堪称山东地区北朝至隋铜佛像断代的标尺，被专家学者称为是“近年来中国佛教考古的可喜收获”。

       这些佛教造像和龙华碑本身能被发现并最终入藏博物馆，都有着一段段“传奇故事”。

       1976年清明前后，张官村村民张立山在村东南角盖房子。同村的张文臣与张立俊在其院子里帮忙挖土垫地基。当张文臣挖到70多厘米深时，怎 么也挖不动了，下面好像有砖或石头之类的东西，很硬。张文臣与张立俊一边捉摸着底下是什么东西，一边继续挖，很快，真相大白：三尊巨大的石佛造像并排躺在地下，最大的一尊有2米来高。三尊佛像头虽然断了，但还和身子对接在一起。更让张文臣和张立俊想不到的是，他们又往南3米多换了个地方继续挖土，没过一会 儿，竟然又挖出一坑石佛造像和白陶佛造像，被誉为“东方维纳斯”的蝉冠菩萨像便在此时出土。